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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勇的财经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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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勇,独立财经撰稿人、漫画师、多家培训机构特聘讲师,营销管理类理论及财经漫画作散见《销售与市场》、《中国商业评论》、《销售与管理》、《知识经济》、《华商》、《中国营销传播网》等媒体。著有《董明珠谈营销》。QQ:529506790 ,新浪微博:童子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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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诺贝尔文学奖  

2008-11-03 20:40:3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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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正式对外宣布,法国作家勒.克雷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据瑞典文学院的官方说法,克雷齐奥是一位开拓新征途的作家, 富有诗一般的个人冒险经历, 作品给人以感官的愉悦, 是一个在现存盛行文明以外探询人性的探索者。国内读者对其所知甚少,但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作家。

得知此消息,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发表了一番言论,不无醋意。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暴露了地理上的自我主义,显示了一定的不公正性,不要说被严重忽视的中国作家,即便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这一类众望所归的大家都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因此中国人不必随诺贝尔奖起舞,而完全可以设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华语文学奖项。

迄今为止,诺贝尔奖已走过108年的历程,但是均与中国人无关,中国作家在诺贝尔盛宴中,始终扮演着一个无声看客的角色,怪不得余光中在愤懑之余,说了那么一句半是激越半是解嘲的玩笑话。

是我们对诺贝尔奖不了解,还是我们并不了解自己?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一、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1900年6月29日,经瑞典国王批准,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颁布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章程对该基金创始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规定的若干条款进行了详细解释,制订了可供操作的一系列实施细则。其中,对"文学"一词的解释是“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这使文学奖得以扩展到了范围更宽泛的人文学科领域。

  单就文学奖而言,按照规定,有权推荐文学奖获奖者的包括:1、瑞典文学院的成员,以及与该院等级相同的人文科学院、研究所和学会的成员;2、在各高等院校任职的文学史或语言学教授;3、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4、能代表本国文学活动水平的作家协会主席。一般来说,推荐材料应在每年的1月31日前送达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

  通常情况,评奖委员会每年都会收到约500份左右的推荐提名。然后,由委员会下属的文学研究所对推荐材料进行调查研究,遴选出100份左右,再经过详尽的分析和慎重的筛选以后,评奖委员会成员会在4~6月之间向瑞典文学院提交5~7名获奖候选人名单。然后,再由颁奖机构对各位候选人及其成果进行评议,撰写评选报告;9月份采用秘密投票方式决定评选结果;10月中旬公布评选结果(最迟可以顺延到11月15日)。评选结果一旦公之于众,即不再更改。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安排在当年的12月10日,亦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瑞典国王不仅每次都会参加隆重的授奖仪式,并且要亲自为获奖者颁发多达一百四十万美金的奖金。获奖者就自己的工作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将收入诺贝尔基金会每年出版的诺贝尔年鉴。  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历来存有争议,但是通过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来看,评判在指导原则、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着一个大致的标准,那就是文学奖会授予“赋予人类最大利益”者,亦即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的作家。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在修正和调整,并力求趋近诺贝尔设立该奖时所确定的那个目标。

  诺贝尔先生终生对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在世期间也曾写下了不少诗歌、小说和剧本,他非常推崇浪漫主义文学,尤其喜爱雪莱的诗歌,热爱这位诗人的作品几乎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无疑,雪莱身上那歌颂云雀、呼唤西风的理想主义色彩对诺贝尔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他在遗嘱中留下了关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的要求和“最杰出的作品”的要求,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委员会得到授权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进行严格筛选,以便评选出最杰出的理想主义作家。

  在最初的10年中,以沃尔森教授为代表的瑞典文学院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由于他们偏于保守的道德趣味和审美习惯,对“理想主义”狭隘的理解,致使第一次颁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它当时依据的原则是"高尚和纯洁的理想",要求获奖者"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在思想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在这里,道德的标准明显凌驾于文学的高度之上。基于保守的理想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左拉和托尔斯泰先后从呼声很高的阵营被无情排除在外,这让许多他们的拥趸纷纷为其鸣不平。文学院的解释是,前者的创作中“没有灵魂,往往是粗鲁的冷漠”,后者则是因为他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以及“有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和“带有消极的禁欲主义”成分。

  在沃尔森等人的倡导下,上述原则一直沿用到了1910年,一直到评奖委员在撰写关于哈代的评议报告时,还出现了相似的评语:“刻薄的宿命论”和“很少对上帝怀有尊敬”。而事实上,诺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的怀疑论者,可以说,他与托尔斯泰和哈代之间应该存在着深刻的共鸣。但是二者还是没有被评上,也许这是诺贝尔奖执行者们的一个小小误会。

二三十年代,文学奖评选开始带有一些地域层面上的政治色彩,而作家也较多地集中在北欧和一些较小民族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立国角色,使瑞典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当中也不由自主地奉行了一种两不得罪的中庸政策。据说,在那个弹火纷飞的年代,为了尽量避免给国际冲突火上加油,评奖委员会还曾经产生过给交战国双方平分诺贝尔文学奖的想法,尽管这个糟糕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出于种种考虑,幸运的桂冠落在那些置战争于身外,能够超然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作家头上。

  与此同时,评奖委员会在美学趣味上,由前阶段的偏于保守,部分转向了大众的立场,开始偏爱“简单性”和“通俗性”,希望奖励能够“一目了然”地读懂的作品,这使他们先后拒绝了瓦雷里、霍夫曼斯塔尔、克洛岱尔、维多夫罗、普鲁斯特、乔伊斯等带有孤高、晦涩、朦胧风格的现代主义诗人和作家,他们认为“为了普通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现代派诗歌和以此为目标的一小部分人拒之门外。因为,像瓦雷里这样一种特别有意制造晦涩意味的作品出现在诺贝尔奖的广大公众面前,将有可能造成意外的局面。

  二战之后,各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时期,文艺思潮此起彼伏,艺术上的创新者层出不穷,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也开始发出变奏的音符。这一阶段,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开始关注敢于大胆创新的作家。1948年,在给艾略特的授奖理由中,出现了这样的措词:“表彰他作为开拓者在当今诗歌领域里作出的卓越贡献”。至此,关注探索性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基本建立。1950年,出于弥补上年空缺的考虑,评奖委员会再次把荣誉授予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实验者—福克纳,奖励他“对现代美国小说在艺术方面作出的相当独特的贡献”,授奖词中的“独特”一词,所指示的便是作家那“永不停歇的革新”,以及由此获得的“高超的小说技巧”和“纯熟的语言知识”。在其后的岁月里,黑塞、纪德、帕斯捷尔纳克、聂鲁达、佩斯、米沃什各自以其鲜明的先锋派特征,得到了广泛的推崇。

  1969年,在对贝克特的评选过程中,再次显露了评奖委员会对艺术创新的鼓励之情,同时在道德原则上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宽容。这位具有黑色幽默特质的剧作家,倘若放在20世纪的前1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机会进入被考虑的人选。然而,评奖委员基耶洛夫在报告中却认为,黑色的观点同样蕴藏着“内在的净化和充满生命的力量”,“它包含着一种仁爱,这种仁爱在丑恶的东西中陷得越深,被人理解得也就越深,它包含着一种必须使痛苦达到终极的绝望,以便发现,同情是没有极限的。”这里,形式对内容的创生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它代表了评奖委员会对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学手段的认可。

  进上世纪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也逐渐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尽职尽责地工作,都无法使得这一奖项囊括文学领域里最优秀的作家。因为,作家的作品质量好坏实际上根本不能无法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评出最优秀的,只是优秀的”,要满足诺贝尔在遗嘱中最杰出的的初衷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一套“实用主义”的遴选原则诞生了,诺贝尔文学奖从此也开始带有一种投资的色彩,评委会认为“捐赠人的愿望是把奖金授予处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奖金”。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目的被再度强调为向前看,支持探索与鼓励创造。

  显然,比较而言,评奖委员会的这次转向是富于建设性意义,它可以给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但缺乏创新所必需的物质支撑的作家以信心,帮助他们继续从事创新的文字工作,可以让一部分相当有潜质但长期被忽视的文学倾向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确实,对于那些已经建立了世界声誉的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除了能够增加他的个人遗产以外,没有其他的用途,而对于一些穷困潦倒的作家则完全不然。

这个想法是善意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文学奖的这种意义,就会与现实文学的主脉出现脱节,实际也蕴含了很大的风险在其中,它不仅不能够保证获奖者最终肯定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师的行列,还会使一些主流文学家丧失信心。这也是我们不主张文学奖刻意搞人文关怀的主要原因。

 

二、历届获奖者分析

  正象评委会的忧虑一样,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只有一个,在众星璀璨的世界文坛,能够获此殊荣的毕竟是少数,此外还有很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也没有机会得到这一特别的荣誉,想想他们,我们的作家心里也许可以平衡得多,这足以说明我们虽然没得过什么文学奖,但是并不妨碍自己做一个很优秀的文学家。

得过奖的就不说了,在没有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里面,也可谓星光灿烂,鲁迅、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昆德拉、易卜生、沈从文、契诃夫、高尔基、老舍、左拉等等。华文作家里,鲁迅曾经是被认为最有希望的一个,因为其作品所表现的深厚人文情怀。可是他在有生之年没有得到这一结果,在他死后,根据规则,更加没有可能。在1927年,鲁迅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就曾经冷静地说过:“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

这是否可以说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呢?

诚然,地理因素和语言因素也是影响评奖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评委会位于瑞典这一北欧国家,它不可避免地会寻求所谓的文化大国和经济强国的支持,也更加关注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一地理界限也在逐渐被打破。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作家多坚持中文写作,而国外正好缺少这样的机构和渠道对中文作家进行推广和宣传,这也是导致我们的作家不能够向世人体现自己才华的原因之一。

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作品的文学家。”注意 ,这个文学家应该是指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家。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曾特别指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

以下,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国作家的获奖状况:法国12人,美国10人,英国6人,德国、瑞典各7人,意大利、西班牙各6人,俄国4人,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各3人,瑞士、智利、希腊、日本各2人,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各1人。值得提出的是,在亚洲国家里,印度的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于1913年,以色列的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于1966年,日本川端康成于1968年,以及日本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个统计里面,虽然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家族的重心在欧洲和美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无愧于一个国际性的奖项,评选者所具有全球视野令人信服。

其实,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方向。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有目共睹,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以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这大概也与瑞典人的宽容谦和性格不无关联,长久以来,他们不提倡斗争的哲学,而喜欢和平中立以及忍让。文学院士们更是如此,他们并不是如一些人臆测的那样,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对其他文化指手画脚,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各种文化之间出现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的局面。

而且,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的评比结果更能体现评比的公正性,并不断朝着最公正和最公平的方向演变。诺贝尔奖被授予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写作的大思路,都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

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演说中说道,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

正如福克纳所言,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给人们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向来推崇的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无情的坚决摒弃。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位作家——赛珍珠,这位跟中国有深刻联系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本名叫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并一直生活到35岁时才离开,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1938年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

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中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三、我们的写作状态

1937年以前,中国旧派小说的大行其事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清朝末期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国耻大辱,谴责小说通过暴露社会的腐朽黑暗,实现怨世、诋世到醒世的动机企图也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这一期间的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民初,鸳鸯蝴蝶派以遣情、游戏、消闲为主要特征的言情小说风行,代表作有《春明外史》、《玉梨魂》等。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社会造就了大批市民阶层,以娱乐,消闲为主要特征的遣情小说投合一般读者需求,另一方面,晚清出现的小说救亡观念遭到彻底否定,失望之余,读者和作者向小说消闲的固有观念转移。从这种小说形式及表述内容的演变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缺乏斗争性,稍遇挫折,即刻偃旗息鼓,改旗易帜。中国读者未尝不想阅读激愤人心的醒世良言,只不过是少有人能写(或者是敢写)罢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呐喊,新文学以全新的表现方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旨在启蒙,重探索,追求创新,虽然也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当时中国少的是明白的知识分子,多的是行尸走肉的愚昧国民,新文化运动恰恰在这少数人当中鼓噪,没抓住主要对象——农民来发动一场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因而曲高和寡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三十七年中国文学还显得相对繁荣的话,1937至1977四十年间,中国文学则陷入一个漫长的停滞和衰落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其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文学陷入形式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泥泞不能自拔,中国读者被剥夺了基本的阅读权利,恐怕很多同时代的人都有相同经历。中国当时的读书人真是一个可悲的群体,思想的禁锢,比人身自由的限制还要可怕,国民不能够思考,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党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接踵而至,几代人开始对那段年月进行咀嚼反思,但是这种反思也好,批判也好,最终没有促成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只不过说说而已,揭揭旧疮疤罢了。在那段岁月的磨砺下,作家尤其学会了三缄其口,许多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作家也终于没能在新形势下再次焕发艺术青春,倒是一些外埠文学间或给广大中国读者带来了一丝清凉风,如八十年代港台文学的冲击,“金庸热”,“琼瑶热”,“三毛热”,读者开始知道,文学的责任原来不是使人沉重迷惘,而是要令人轻松豁然。

九十年代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文学似乎依然没有进入该有的状态。零乱无序的文学市场迫使作者和读者象浪头的一页偏舟,随风飘来泊去,无所适从。但仅从表象看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恐怕有人还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

梁启超在创办报刊之初,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这种看法是相当精英式的,他关于小说的所有言论都是以这种看法为大背景的。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的文章中,他提出的观点都与小说本身的形式问题无关,而直接关注小说的影响力,所谓“熏、浸、提、刺”等。“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文以载道”(韩愈),这是古人对于写文章的精到见解,直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观点也同样没有错,写文章要为现实,要“载道”,要行使文学的神圣使命,使读者要看,爱看,看了于国于民有益,并防止一切消极的影响。

    在文艺实践领域,鲁迅也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就文艺观来说,鲁迅也一贯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奉行文艺的社会作用高于一切的宗旨。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变人生,我深思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不说到一大篇。”④与现今的一些流行文学相比,鲁迅的作品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无病呻吟,没有性,甚至于表现得没有一点生活情调,但他的着眼点在于挖掘民族的劣根性,在于从思想上解放全人类,这样,他的文学作品便自然具有了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超现实的意义。所以茅盾在《精神的食粮》说到:“鲁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在现代中国,没有人能象他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也没有人能够象他这样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拥戴。”这是一个有使命感和创作良心的作者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作者要明确为读者大众负责的创作态度,这是作者的创作出发点,是一项很重要的创作先期准备。反映到写作内容方面,就应当引起兼具社会职能的作者的充分注意,因为能,那么就有所不能。张爱玲说过:“在广大的群众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非得从里面打出来……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⑤这本是指作者应积极探究、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努力争取创作动机与结果的一致。但常常能发现有些作者误解了这话的意思,因为并不是说读者需要什么作者就应该生产什么,好比可卡因,吸毒者需要,难道就可以放肆地种植罂粟再去加工贩卖?但出于创作经济利益的考虑,有人可能就考虑不了这么多,强忍着恶心呕吐(他们多少也还是有羞耻感的),靠出卖灵魂和身体写作,甚至 连“痞子文学”、“妓女文学”都搞出来,因为捕捉到一部分人的阴暗猎奇心理,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兴趣,便去大肆炒买炒卖低级下流的文化垃圾。文风败坏,泛滥到连时下有些文章本来是积极进步的主旋律,也生拉硬拽地穿插了不少庸俗下流的描写,却还很被文学界叫好。对这种不健康的需求的迎合,腐蚀和毒害了一大批读者。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不应受到嘉奖,还应该受到严厉批判。 

通过上诉分析,中国的作家似乎可以多少得到一点启示,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拿出这样具有高尚情怀和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来,也就没有理由质疑什么文学奖的公正性。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重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一直在追求这一文学奖项所代表的真善美,都在追寻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在一个新的意识领域,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属于一部分人,而属于全人类,为了距离他更近一些,这需要我们的文学家继续付出努力,需要我们的社会能催生出更多具有浓重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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