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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勇的财经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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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龚明勇,独立财经撰稿人、漫画师、多家培训机构特聘讲师,营销管理类理论及财经漫画作散见《销售与市场》、《中国商业评论》、《销售与管理》、《知识经济》、《华商》、《中国营销传播网》等媒体。著有《董明珠谈营销》。QQ:529506790 ,新浪微博:童子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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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群简析  

2007-05-23 22:05:45|  分类: 管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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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群简析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读者群的研究和剖析入手,透视中国近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指出不同的读者群是滋生各种文学的土壤,并和应运而生的文学构成一对对矛盾体,一方面,他们互相批评以利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内在需求的原因,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离不弃。在这样的一系列关系中,要积极抵制文学的逢迎和消极顺应性,而文学的积极引导即社会职能应当得以强化。

[关 键 词] 读者  审美趣味  引导或迎合

导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创作的过程如同商品市场营销,一件商品要卖得出去,一定要事先作好充分的市场调研,确定该商品适销对路,再配合积极的营销政策手段,才能够达到目的并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文学创作也是一样,作为一名写作者,除了要注意自身多方面的修养以外,在创作之前一定要先静下心来深入研究和剖析一下中国读者群的特点和在新时期的独特心态。事实证明,作者只有和读者心曲相通,做到了解读者的需求,又能确保不被其所左右,这样才能够真正创作出中国当前文学市场需要的,好的文学作品,才能使写作活动获得最佳社会效益。因而,重视对读者的研究,使作者和读者协调统一起来,应该被作为写作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研究读者群的意义

“文章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渠道,作者应该传递需要读者知道而读者又乐意接收的信息。如果文章所传递的信息读者不感兴趣,而读者需要的信息作品又不涉及,沟通便无法实现,写作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①

从读者方面来看,每个读者用于阅读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天下文章数不胜数,读者不可能都读,读者的阅读只能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正因为阅读选择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只有能达到阅读目的的,读者才会花时间、花精力去读。反之,则会不屑一顾。写作者要使自己的文章能被读者青睐,就必须对读者进行认真的研究,明确自己的文章为谁而写,读者的真实需求又是什么。文章有多种体裁,读者群体也不尽相同,不同群体的读者由于阅读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阅读选择,他们的理解水平、审美能力、阅读兴趣和习惯千差万别。从事写作,首先必须弄清文章所面向的是哪一个群体的读者,了解其目的、兴趣,才能有的放矢。读者群阅读习惯、心理的不同,对文章的选择也会形成影响,有人喜欢独立思考并慎重选择,有人喜欢跟风阅读,有人崇尚古典,有人觉得外国文学更耐读些,凡此种种,都说明读者是在以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理性判断。研究读者群的阅读目的和阅读习惯,正是为了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适应他们的自由选择。

文章的魅力不仅在于吸引读者,更贵在能以客观真实的描写打动读者,说服读者,令读者信服,因此必须确保作品的真实可信和生动性。为达到这个目的,写作者除了必须保证作品的主题对路以外,还必须深入生活,体味生活,挖掘一般读者群的普遍意愿和心理需求,研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以利对症下药,同时描写既不要“阳春白雪”,又不要“下里巴人”,就是既不太深奥难懂,又不致过于通俗乏味,这样,读者的阅读才能变成一种自发的,愉悦的事情。反之,那种主观强调突出作者“自我”,以高踞于读者之上的姿态强行向读者灌输的,结局只能是事与愿违。恐怕没有那位作者愿意自己的作品面世即受到读者冷落,然而这样的事情在那些不重读者调查的作者那里又是经常发生的。

二、中国读者群的特点   

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战争频乃、政权嬗变、政治运动及经济体制更替,虽则风云变幻,却极富验证性,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纵向梳理,我们会对中国近当代的读者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937年以前旧派小说大行其事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清朝末期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国耻大辱,谴责小说通过暴露社会的腐朽黑暗,实现怨世、诋世到醒世的动机企图也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这一期间的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民初,鸳鸯蝴蝶派以遣情、游戏、消闲为主要特征的言情小说风行,代表作有《春明外史》、《玉梨魂》等。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社会造就了大批市民阶层,以娱乐,消闲为主要特征的遣情小说投合一般读者需求,另一方面,晚清出现的小说救亡观念遭到彻底否定,失望之余,读者和作者向小说消闲的固有观念转移。从这种小说形式及表述内容的演变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缺乏斗争性,稍遇挫折,即刻偃旗息鼓,改旗易帜。中国读者未尝不想阅读激愤人心的醒世良言,只不过是少有人能写罢了。十几年代末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呐喊,新文学以全新的表现方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旨在启蒙,重探索,追求创新,虽然也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当时中国少的是明白的知识分子,多的是行尸走肉的愚昧国民,新文化运动恰恰在这少数人当中鼓噪,没抓住主要对象——农民来发动一场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因而曲高和寡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三十七年中国文学还显得相对繁荣的话,1937至1977四十年间,中国文学则陷入一个漫长的停滞和衰落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其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文学陷入形式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泥泞不能自拔,中国读者被剥夺了基本的阅读权利。据有关资料记载,“1971年,全国出版社仅46家,最低年出书种数不到3000种。”②当时连《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也受到批判禁止发行,文禁之烈可见一斑,王晓波在描写他插队生活的枯燥时,讲到一本《变形记》,由于知青的频繁借阅,最后变成海带样的惨状,恐怕很多同时代的人都有相同经历。中国当时的读书人真是一个可悲的群体,我想,思想的禁锢,比人身自由的限制还要可怕,国民不能够思考,不仅是读者,也是民族的悲哀,这令人不忍卒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接踵而至,几代人开始对那段年月进行咀嚼反思,但是这种反思也好,批判也好,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只不过说说而已,揭揭旧疮疤罢了。在那段岁月的磨砺下,作者尤其学会了三缄其口,许多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作者也终于没能在新形势下再次焕发艺术青春,倒是一些外埠文学间或给广大中国读者带来了一丝清凉风,如八十年代港台文学的冲击,“金庸热”,“琼瑶热”,“三毛热”,读者开始知道,文学的责任原来不是使人沉重迷惘,而是要令人轻松豁然。九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文学似乎依然没有进入该有的状态,一会儿这个来冲击一下,一会儿那个来骚扰一番,零乱脆弱的文学市场迫使读者象浪头的一页偏舟,随风飘来泊去,无所适从。但仅从表象看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恐怕有人还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发现很难对中国读者群下以定义,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几点共性的地方,发掘出来共同商榷:

1、相对于国民整体来说,中国读者群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审美能力,有着思想层面上的需求,并能够将其转化为行为的直接动力,敢于为正义高歌,为真理而呐喊,尽管这些品质时常因屈从权威而压抑着。

2、读者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如果大凡能够阅读的人都可称之为读者,那么无论男女老幼,只要识字并多少看过点读物的人都算,这是广义上的读者;其次,那些长期关注于诗歌小说等纯文学体裁作品或专业书籍的群体,我认为是狭义上的读者;正因为阅读行为的恒定和长久性具备一定分析价值,后者被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我发现不能够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谈,因为这种划分很模糊,打个比方来说,以床第描写闻名(该作品的文学价值绝不仅限于此)的《金瓶梅》可以说是个人都想看,因为大家首先都是人,有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但我们又不能据此把每个读过或没读过这种书的人划归为某类。反之亦然。

如果仅从阅读目的不同来加以区分,读者又无外乎这么几种,一种是出于工作或科研的需要,其阅读对象包括专业文献、资料、工具书及新的科研论著;一种是为汲取思想营养,提高个人思想素质而阅读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读物;一种是为增长某方面的专门知识而阅读;还有一种纯粹为了消遣而阅读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样分类,对读者阅读兴趣的研究便有了针对性,不同的读者在图书市场上各取所需,只不过所占份额不同罢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审美趣味的角度进行分析,审美趣味高低之分,我个人这样理解,凡是与国计民生、民族复兴和个人奋发图强有关的阅读行为都是高级的,而消极、颓废、无聊,就是低级趣味。读者的审美趣味由个人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所决定,实则就是读者的社会观点。

3、“读者的阅读选择,社会的变化需求,哪一类文章适应了这种选择和需求,它就必然会发展兴盛起来。”③我国文学史上“话本”小说的兴盛到“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兴盛,正与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广大下层读者的阅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言向白话的转移,反映了文学的大众化趋向,一般市民、平民的文化修养不高,通俗化、口语化和曲折起伏的故事情节便于他们理解和记忆,争相阅读的结果,就反过来推动了它的繁荣。人们都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饥不择食,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凡是过去没看过的或不许看的,都抓来看,因为被压抑和封闭了整整十年的读者,精神极度空虚,一旦开禁,觉得什么都新鲜有趣。可是经过一阵冲动之后,进入八十年代,读者的胃口发生了变化,愿意看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了,因为改革开放后现实生活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读者迫切需要从小说等读物中找到解答。这正是八十年代小说文学热出现的群众基础。最近几年,读者的兴趣又有了新的变化,具有指导性和时效性的传记文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究其原因之一,现在的读者由于身处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奋斗与成功的渴望日益强烈,因而对一切反映现实,尤其是真实地反映现实和总结现实生活经验的作品越来越重视。这也就是近年来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纪实小说、记者文学等名目繁多的文章体裁应运而生和繁荣的社会、读者基础。可见,在高效能、快节奏的信息社会里,读者的观念和心理迅速地变化着。这种变化又钳制着写作的内容和形式。目前,国外也绝少纯文学杂志,而是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正是为了迎合更多读者的选择。这种现象近年来在我国也出现,《青年文摘》、《读者文摘》、《家庭》、《知音》等综合性刊物以强势头猛烈冲击纯文学杂志,迫使一些纯文学刊物也不得不增设栏目,相应作一些调整。

4、中国读者缺乏主人翁意识和置疑的勇气,比较而言,一般读者习惯于被动接受读物,盲目相信所谓排行榜或推荐书目,从本市最近书市热销书籍的排行榜来看,排名居前的全是报纸连载过的,而且都是当代作家的作品,图书市场靠媒体炒作和推介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也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很多读书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此外,传统的中外文学名著,在新的历史时期,究竟还有没有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也有待商榷。同时,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工作也可以说是做的很不够,涉及面窄,且一味吹捧,少有中肯之谈,对文学鉴赏缺乏现实指导意义。中国读者最好能够自发建立一个类似国外工会的群众性组织,定期举行书评,与书刊发行商进行直接对话,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展开积极研讨,商议解决办法,也许会有助于中国读者解决上述问题并争取切身利益。

5、也有一些读者,由于身处改革大潮而缺乏正确引导,受到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加上目睹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于是产生了许多疑惑、失落与愤慨,抱怨一切,什么都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世界没有正义公理,龌龊不堪。出于这种心态,他们对一些文章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报怀疑态度,极力加以抨击,甚至叫倒好。读者的逆反心理,通常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如对于程式化的文体和表现技巧的反应上。

三、作者和读者的辨证统一

  梁启超创办报刊之初,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这种看法是相当精英式的,他关于小说的所有言论都是以这种看法为大背景的。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的文章中,他提出的观点与小说本身的形式问题无关,而直接关注小说的影响力,所谓“熏、浸、提、刺”等。读者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梁启超想象的读者和他想象的中国是一回事。这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就是对读者的教育和启迪。“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文以载道”(韩愈),这是古人对于写文章的精到见解,直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观点也同样没有错,写文章要为现实,要“载道”,要行使文学的神圣使命,使读者要看,爱看,看了于国于民有益,并防止一切消极的影响。

    在文艺实践领域,鲁迅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就文艺观来说,鲁迅也一贯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奉行文艺的社会作用高于一切的宗旨。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变人生,我深思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不说到一大篇。”④与现今的一些流行文学相比,鲁迅的作品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无病呻吟,没有性,甚至于表现得没有一点生活情调,但他的着眼点在于挖掘民族的劣根性,在于从思想上解放全人类,这样,他的文学作品便自然具有了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超现实的意义。所以茅盾在《精神的食粮》说到:“鲁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在现代中国,没有人能象他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也没有人能够象他这样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拥戴。”这是一个有使命感和创作良心的作者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作者要明确为读者大众负责的创作态度,这是作者的创作出发点,是一项很重要的创作先期准备。反映到写作内容方面,就应当引起兼具社会职能的作者的充分注意,因为能,那么就有所不能。张爱玲说过:“在广大的群众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非得从里面打出来……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⑤这本是指作者应积极探究、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努力争取创作动机与结果的一致。但常常能发现有些作者误解了这话的意思,因为并不是说读者需要什么作者就应该生产什么,好比可卡因,吸毒者需要,难道就可以放肆地种植罂粟再去加工贩卖?但出于创作经济利益的考虑,有人可能就考虑不了这么多,强忍着恶心呕吐(他们多少也还是有羞耻感的),靠出卖灵魂和身体写作,甚至 连“痞子文学”、“妓女文学”都搞出来,因为捕捉到一部分人的阴暗猎奇心理,为了迎合他们的阅读兴趣,便去大肆炒买炒卖低级下流的文化垃圾。文风败坏,泛滥到连时下有些文章本来是积极进步的主旋律,也生拉硬拽地穿插了不少庸俗下流的描写,却还很被文学界叫好。对这种不健康的需求的迎合,腐蚀和毒害了一大批读者。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为了感知美和改变社会的审美取向,作者有义务培养审美者的主观审美能力,为了使读者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就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力,那么,既有文学作品便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面,文学作品担负着宣教的使命,另一方面,如果它传递的是错误信息,也会被一些不善甄别的读者所接收和吸纳,比如有些小说反复、观点暧昧地描写第三者,部分读者就会从思想上认可这种事情,对于读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极端不负责的教唆。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写作者,应该多和读者交流,听听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看看他们赞叹什么、怨恨什么,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努力发掘他们认为值得写的东西,写出他们的爱恨情仇,写出这一代人真实的内心世界,抒写他们对工作、对生活、对周围世界和未来的思索和追求。也只有这样的文章,读者才是打心眼里欢迎的。文章要顺应读者,还要关心读者的切身利益,及时传递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社会、人生和家庭都有很多令人关切的事情发生,读者对这些事情往往倾注着更多的注意力,这些事情多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政治的或经济的,其中也有一般性的,如家庭问题、薪酬问题、房改问题等等。这都需要作者去认真组织和筛选,并通过作品帮助读者进行有益的思考。

作者顺应读者,争取创作动机和效果的一致性,这只是一种努力方向。但在事实上,还得承认作者写作动机与读者阅读效果之间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不仅是正常现象,而且是一种必然。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由于作者并非消极地顺应读者,不搞不顾社会效益的无原则的讨好。比如暴露阴暗面,批判社会上的腐化现象,就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批评而批评,而是要让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好奇心而不顾社会效果,这会使某些读者感到不满足,作者动机和读者需求形成了矛盾,这是正常的。作为读者,一定要正确面对这个问题,文艺要面对读者大众,要坚持服从读者的整体利益,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读者的水平不同等,甚至差距很大,造成有些文章、论著出版后,读者在阅读中碰到不同程度的阅读困难,影响到接收效果,这也不奇怪。如果作者的水平和读者的水平同等,那么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没有多大参考价值,要缩小这个矛盾,除作者要增强“读者意识”外,主要还是要提高读者的知识水平和阅读欣赏能力。  

综上所述,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缩短两者的距离,达到双方的和谐统一,并形成心理上的“同步”,是有前提条件的,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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